四年前,非虛構作家黃燈出版了 《我的二本學生》 ,她以一己之力,引爆了二本學生的話題。

二本學生屬于中國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隊。相比于名牌大學的“天之驕子”,二本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缺乏足夠的競爭力,在公共輿論場中的存在感和話語權也較低。黃燈的作品,讓二本學生第一次以一個整體面貌,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。她以溫情細膩的筆觸,講述了她在廣東金融學院眾多二本學生的故事,這些學生在求學、就業、生活上,面臨著一系列真實的困境,卻被社會長期忽視。

盡管這本書讓黃燈載譽無數,她卻并不十分滿意。她覺得二本學生的故事并沒有講完,她只講述了在課堂內外所看到的學生,而這些學生究竟如何來到她的課堂,他們有著怎樣的原生家庭和成長經歷,他們的父母又過著怎樣的生活,她并不了解。相比于已經或者即將步入中產階層的二本學生,他們的父母被遮蔽得更為徹底。這些父母都是默默無聞的底層勞動者,他們起早貪黑拼盡全力,才把子女送進了大學,創造了家族史上從未有過的壯舉。

為了了解學生的原生家庭和成長經歷,從2017年開始,黃燈花費了五年時間,走訪了二十多個學生的家庭。她一路乘坐火車、大巴、摩托車、電瓶車,去到云南騰沖,安徽懷寧,廣東郁南、陽春、東莞、潮汕、梅州等地,走進學生們的老屋或新居,參觀他們曾經就讀的中小學,去到他們父母辛勤勞作的田間地頭、養殖場或生產車間,去感受學生的成長環境,也去體驗每個家庭為孩子的教育所做的努力。

今年2月,黃燈把這些家訪得來的故事,集結成《去家訪:我的二本學生2》出版。透過這些鮮活的故事,我們能看到底層家庭的孩子,如何掙脫命運的枷鎖,實現人生的逆襲。相比于那些精英家庭的子弟,這些寒門子弟要想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躍遷,困難重重。由于教育資源落后,他們必須進入當地最好的中小學,成為那里的尖子生,才有可能考取一所二本院校。而他們每個人的成功上岸,都需要來自整個家庭不遺余力的托舉。


/《去家訪:我的二本學生2》,黃燈 著,人民文學出版社,2024年2月。/

這本書不只是講述個體的故事,還讓我們看到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。 比如,原生家庭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成長?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如何互補?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,家長應該如何培養孩子?一個人該如何與糟糕的原生家庭和解?當今的大學生,面臨著哪些普遍的精神困境?教育制度應該如何變革,才能兼顧效率與公平?等等。

帶著這些問題,我們采訪了作者黃燈。她通過探訪學生們的來時之路,更深切地理解了學生。她看到他們的堅忍、勇氣和蓬勃生機,也看到他們在夾縫和泥淖中野蠻生長的力量。

特約采寫|徐學勤


/黃燈,湖南汨羅人,學者,非虛構作家,現居深圳。著有《大地上的親人》《我的二本學生》《去家訪:我的二本學生2》。/

當代大學生

喪失理想主義了嗎?

新京報: 《我的二本學生》和《去家訪》所寫的學生,絕大部分都來自底層家庭,都有比較悲苦的成長經歷,這是刻意選擇的嗎?為什么想要去家訪?

黃燈: 不是刻意選擇的,但呈現出來的結果確實如此。這可能是因為那些底層家庭的孩子,更愿意找我訴說,他們本身比較苦悶,需要一個傾訴通道。而那些家境優越的孩子,他們的苦悶和壓力要少很多,而傾訴通道又要多很多。

之所以要去家訪,是因為我從教多年來,對學生的觀察主要來自課堂,這種單向度的觀察是有局限的,我對他們的敘述也可能是粗疏片面的。相比于學校,家庭與學生有著更為根本和緊密的聯系,但是,家長這個群體的面目又是隱匿而模糊的,我們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。如果不去家訪,學生身上的很多東西,都會被遮蔽在我們的視線之外,我們無法看到學生成長過程中更為立體和完整的教育圖景。

家訪其實是課堂的延伸。 走進學生的家庭實地考察,去到學生曾經學習和生活的地方,或者他們父母勞作的場地,跟他們的親人、同學、鄰居深入交流。這種近距離的相處,讓我看到家長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主體,對孩子成長所起到的不可忽視的作用,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城鄉融合、教育公平、親子分離、跨省婚姻等社會議題。


/紀錄片《迷霧中的孩子》劇照。/

新京報: 為什么這些學生和家長都愿意敞開心扉,把家里幾代人的往事毫無保留地講給你聽?

黃燈: 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。我曾經在工廠做過工人,那種本色的東西一直沒變。后來雖然讀了博士,在大學當老師,但我身上沒有知識分子的清高。我見到當年工廠里的老同事,還是會很親熱,我們可以手挽著手走路,可以趴在肩上玩鬧,就跟當初一樣。

在日常生活中,其實不單學生愿意跟我聊,那些賣菜的阿姨、超市收銀員和我也都很親熱,愿意跟我分享各種事情。我覺得,我骨子里仍然是一個工人。

新京報: 根據你的觀察和走訪,你覺得底層家庭和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,他們在相處時會有隔閡或沖突嗎?

黃燈: 根據我的觀察,階層沖突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。比如,我第一次當班主任的時候,班上有個汕頭女孩,她的家境蠻富裕的。她爸媽送她進大學的時候,一來就說學校宿舍沒有空調,想幫她到外面租房住,或者在宿舍里安裝空調。在那間宿舍,有些孩子家里蠻窮的。但是,后來這個女生跟宿舍同學相處得很融洽,沒有任何不愉快。

還有《去家訪》里寫到的學生黎章韜。 他跟我說,宿舍很多同學都來自珠三角地區,家境比他要好,但他們之間的感情就像兄弟一般。還有書里的法律系“三劍客”,從家境來看,他們算是不同的階層,但是關系很好。周泳彬的父親是西南政法大學畢業,是一名出色的律師和公司高級合伙人;何境軍來自廉江的一個小鎮,父親常年在外地打工;吳潔森的父母是初中畢業,從潮州到廣州打拼,最終在廣州安家落戶。

人們常說階層對立,但年輕人天然有一種超越階層的感情,這是由他們的生命力決定的。無論如何,年輕人會比我們這些中老年人更有理想主義。

新京報: 說起理想主義,我記得你在《我的二本學生》序言里說,自己是一個具有精英觀念的理想主義者,而講臺下的學生,則是一群毫無精英理念的、持有現實立場的年輕人。這與你剛剛所說的正好相反。

黃燈: 是的。從整體來說,現在的學生都在為生存而奮斗,生存跟理想主義本身就是矛盾的,但也不能完全否認,在他們身上存在某種理想主義。比如在課堂上,我跟學生講海子的詩歌,他們都很喜歡聽,會很動情地沉浸其中。他們能夠感受到那種詩性力量的牽引,那些形而上的精神層面的東西,對他們是有觸動的。

我把理想主義理解為,年輕時所特有的那種精神層面的強烈需求,比如,對公平正義的追求?,F在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,不喜歡自己的父母去搞關系,他們覺得那很齷齪,這其實就是一種不愿隨波逐流的理想主義。


/《我的二本學生》,黃燈 著,

人民文學出版社,2020年8月/

新京報: 你在高校任教近二十年,根據你的觀察,學生總體的精神氣質有什么變化?

黃燈: 整體來說,是越來越原子化,精神上越來越孤寂。他們跟集體和國家的關系,沒有那么緊密了。我們這代人上大學的時候,個人跟國家的關系是很緊密的,畢業后包分配工作,還有福利分房。但現在,市場經濟的沖擊和網絡的隔絕,讓學生們孤立無援。讀大學、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,買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,生存面臨很多挑戰。

我都沒法想象,假設我當時面臨他們的境況,我會怎么做。所以,他們沒辦法放松,沒辦法不焦慮。一切都是不確定的,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來自家庭的依托。正因為在生存狀態上越來越原子化,與集體的關系越來越松散,自然而然地,他們對公共事務也就越來越冷淡,會更關注身邊的小確幸。

新京報: 原子化可能還表現在同學之間、師生之間的感情比較淡漠,現在的年輕人更強調自我,而非融入集體。

黃燈: 是的。我上大學的時候,同學之間的感情特別好。去外面玩,都是全宿舍一起行動,比如去公園滑冰、野炊,或者在宿舍打牌,集體活動特別豐富?,F在畢業二十多年了,我們同學之間的感情依然很好,就跟兄弟姐妹一樣。大學同學群里每天都非?;钴S,留在當地的同學,隔三差五還會有聚會。

我不知道現在的學生之間感情如何,沒有深入了解過,但可能確實存在你說的這個問題。有學生告訴我,他們在宿舍交流,都不直接說話,而是發微信。我當時聽了,覺得太不可思議了。還有一個關系不錯的學生跟我說,“黃老師,你以后不要給我打電話,我現在一聽到電話就緊張?!贝蠹叶加须娫捒謶职Y,所以,我現在也不輕易給學生打電話了。

“相比貧窮 ,缺愛更可怕”

新京報: 《去家訪》寫到的十幾個家庭,經濟狀況都不太好,有的父母關系還不和睦,但他們都考上了二本院校。你覺得,家庭能給予孩子最重要的支持是什么?是物質層面的,還是精神層面的?

黃燈: 我在書里說:“相比貧窮,缺愛更可怕?!碑斎?,如果我對那些貧困家庭的孩子說,“其實精神更重要”,我會覺得這句話有點假。因為如果連基本的物質條件都沒法保證的話,那些孩子直接就沒有機會讀書了。書里寫到的很多學生,他們的父母都要花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,來獲得物質上的基本保障,物質條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但同時我又觀察到,那些留守兒童和有父母陪伴在身邊的孩子,精神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我見過很多留守兒童,有的跟著爺爺、奶奶,有的寄養在親戚家里,有的獨自一人生活,有的甚至還要照顧弟弟、妹妹。

我記得有個從小留守的學生跟我說:“我是一個人長大的?!边@句話讓我很震驚。這些孩子看起來是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”,但他們的內心陰影其實是很大的。哪怕他們后來上了大學,童年的傷害依然會在。相比之下,有的家庭雖然貧窮,但是,父母給予了孩子足夠的關愛,孩子可以活得很陽光。所以,我才說“相比貧窮,缺愛更可怕”。

新京報: 這些底層家庭的孩子能考上二本學校,其實已經超越了身邊的很多人,是從千軍萬馬中殺出重圍的。

黃燈: 真的是這樣。以前我不覺得,因為我身邊的同學和同事,大部分都是重點大學畢業的,大家不會覺得考二本有什么難度。但是,當我對二本學生的成長經歷有了更多了解以后,我就覺得他們實在太了不起了。

像書里寫到的何境軍,他就讀的廉江市一中,全校有1600多個學生,但一屆學生考上本科的才20多人。理科考得最好的,進了華南農業大學(一本院校);文科考得最好的,只能進廣東金融學院這樣的二本學校。

他當年就讀的初中,兩百多名學生,能考入廉江一中的,只有10個人。必須是初中重點班的學生,才有可能進入高中。而要進入初中重點班,又必須在小升初考試中排進前120名。他的一些小學同學,因為沒有考上初中重點班,就輟學了,從此走上了完全不一樣的道路。 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教育資源差距太大了,競爭太殘酷了。


/小靜的媽媽騎摩托車帶黃燈去茶園。(受訪者供圖)/

新京報: 根據你的走訪,那些從貧困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孩子,他們的家庭有何共同特征?

黃燈: 特征還是很明顯的。我走訪了那么多家庭,對我觸動最大的,就是這些學生的父母都很重視教育。以前我會覺得,只有中產階級的父母才重視教育,他們會拼命地“雞娃”。 去家訪后,我才發現,那些能夠考上二本的農村孩子,他們的父母同樣很重視教育。只不過他們“雞娃”的方式,不是去買學區房、報補習班、參加各種競賽,而是自己拼命賺錢,讓孩子有條件讀書,并且,他們會盡可能多地陪伴孩子。

比如, 書中于魏華的爸爸,專門從東莞回到興寧老家,陪了孩子兩年,因為于魏華小時候調皮好動,根本坐不住,不能安心學習。他爸爸擔心他跟那些壞孩子在一起,就放棄了東莞的工作,專心陪孩子。

等他的習慣慢慢改正以后,他爸爸才重新回到東莞去打工。于魏華的爸爸發自內心地認為,如果孩子不能成才,掙再多錢也沒有意義。何建軍的媽媽也是這樣認為。他們對孩子的教育驚人地重視,不計代價地付出,也都有著望子成龍的樸素心愿。

其實, 我特別希望有更多家長來讀這本書,他們可以借此看到別人是怎么教育孩子的。凡是成績好的孩子,父母通常都是品德好、習慣好、工作勤快、價值觀正,不賭博,不酗酒,對孩子的教育很嚴格。而那些天天坐在牌桌上的,孩子沒幾個有出息的。

在我訪問的所有家庭里,父母至少有一方很重視孩子的教育。其實,在一個家庭里面,有一個人能托底就可以了。比如,張正敏的爸爸重男輕女,想讓她早點出去打工,但是,她的媽媽扛起了所有的生活重擔,千方百計掙錢供她上學。

廖文瑜也是一樣,如果沒有她媽媽的堅持,她絕對不可能上大學。因為在她爸爸和爺爺的認知里,女孩子就應該早點打工、嫁人,沒有別的路徑。他們絕對想象不到,女孩子還可以上大學,可以留在大城市闖事業,他們沒有這個想象力。

應試教育就像是

吃鹽比賽

新京報: 張正敏和她的哥哥,一個是上進好學的大學生,一個是游手好閑的混混。同一個家庭里的孩子,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?天賦和后天教育,哪個更重要?

黃燈: 對于這種差異,張正敏自己都覺得無法理喻。她跟哥哥說,我跟你都是同一個媽媽生的,為什么我這么勤奮好學,而你那么懶散墮落?不得不說,這跟天性有一定關系,另外,可能跟男女的自我要求不同有關。

我在大學發現,女孩子往往對自己的要求很高,她們特別用功,只要有一點點機會,都想要抓住。很多男孩子反而表現得無所謂,出現了陰盛陽衰的局面。我想,這可能是應試教育起到了某種強化作用。

應試教育越來越僵化以后,因為女孩子懂事早,她們的自我管理能力強,所以更早地獲得了學習的成就感,這種成就感會正向激勵她們;相反,男孩子心智發育晚,他們過早地獲得了挫敗感,挫敗感會影響他們的元氣。

當然,這種結論主要來自我對生活的觀察。舉個例子,我兒子在讀小學的時候,有一次跟我說,無論我們怎么努力,都沒法趕上班里的某個女生,那個女生在各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完美。

現在小學的考試,要求學生無比細致,這種應試教育對人的束縛太大了,需要引起警覺。陰盛陽衰不是一件好事,它會反過來影響女生的選擇。如果男生整體不優秀的話,很多女生就會覺得,不如不談戀愛、不結婚。

新京報: 應試教育提供了相對公平的升學機會,卻與素質教育背道而馳,你認為,兩者之間的矛盾可以調和嗎?如何既保證教育公平,又規避應試教育的各種弊端?

黃燈: 我也經常想這個問題,但暫時還沒有答案。高考變也不行,不變也不行。如果取消高考,采取國外的申請制上學,那么,那些有錢有勢的家庭的孩子,馬上就會占據所有資源,窮人家的孩子就更加沒有指望。

而應試教育如果不改革,那么,每個學生和家長都累得要死,做很多沒有意義的訓練。就像是比賽吃鹽一樣,誰吃得多,誰就上更好的學校。這個過程對人的損害是很大的。

教育部肯定也知道應試教育的弊端,但沒有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法。我覺得學生是不怕吃苦的,讓他們累一點也沒關系,但是, 要教給他們真正有價值的東西。 我說句不好聽的,有些孩子從小練武術、學廚藝,學十年八載,說不定還成才了,可以憑一門技能立足。而一個高中生出來,卻沒有能夠立足的本領。所以,這個問題真的很復雜,我也想知道答案。

新京報: 如果像德國一樣,在更早期就進行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流,會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嗎?

黃燈: 這個辦法在德國可以,但在中國不一定行得通,因為德國沒有職業歧視,而我們有比較嚴重的職業歧視。如果要實行教育分流,需要把很多關系理順。比如,退休待遇要更平等,公務員、國企員工和普通體力勞動者的養老金要一致。

在德國,一個水電工、泥瓦匠,也可以有體面的收入,他們可以靠手藝養家糊口,也不會覺得低人一等。但在我們這里,表面上說“勞動光榮”,但實際上在收入和福利上區別對待,體力勞動者活得非常艱難,他們自己可能都覺得低人一等。所以,在中國,實行教育分流很難起作用。


/黃燈在家訪中。(受訪者提供)/

這本《去家訪》,看起來確實是治愈人的,但它敘述了一些基本的事實。那些底層家庭的父母,那么勤勞,那么努力,人品那么好,但是,他們拼盡全力,也只能勉強把孩子送進一所二本大學,而孩子畢業以后,還不一定能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。去學生家走訪,我深切感受到中國普通勞動者太不容易了,活得太累了,他們的付出應該獲得更多回報。

我們不是毫無存在感的灰塵

新京報: 非虛構作家對自己的寫作對象,往往都有很深的關懷。我記得作家梁鴻曾說,自己靠寫梁莊名利雙收,但是,梁莊人的生活并沒有得到改善,她為此深感歉疚和無力。作家袁凌也是如此,他的書桌上曾長時間擺放著一張礦難死者的照片,他沒能幫到那家人,覺得自己對他們有所虧欠,就讓那張照片日夜盯著自己。他采訪過塵肺病人、礦難幸存者、留守兒童,他們都是一些不被看見的底層群體。我從你的書中也看到這種人文關懷,你對學生有深厚感情,卻對很多事情愛莫能助,你是否也時常被一種無力感包圍?又是如何化解類似的精神困境呢?

黃燈: 這其實是非虛構作者面臨的共同的精神困境,我也有,我緩解的方式是做事。我本來沒有刻意去當一個作家,是偶然才轉向了非虛構寫作。在教學和寫作之間,其實我更看重教學。

寫出他們的故事,其實解決不了太多問題,但是,通過一些課堂實踐,我看到一些積極的效果。我希望通過教育改變學生的命運,并盡力幫助學生找到安放身心的途徑,這種明確的“建構性企圖”,是我作為一個教師的職業本能。

我帶著同事去做一些教學改革,引導學生去重新審視自己的命運,然后讓他們把思考的結果寫出來。通過這樣的訓練,讓學生獲得力量感。因為我始終和我的寫作對象在一起,更方便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幫助,所以,相比于梁鴻和袁凌,我在精神上的困擾會少一些。

新京報: 你在課堂上,是如何引導學生進行反思的?

黃燈: 就是教他們去觀察那些被視而不見的日常生活,去思考自己跟周圍世界的關系。比如,我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給學生上課,很多孩子從來沒有審視過自己和深圳是什么關系。我就跟他們說,你們到深圳來讀書,其實跟深圳有很多深層次的關系,值得你們去思考。

深圳本身就是中國現代轉型的產物,是因為很多像你們父輩這樣的人來到這里,才把它慢慢建設起來的。你們跟深圳的關系,就是你們跟時代的關系。

當我這樣跟學生說的時候,他們會覺得豁然開朗,馬上就能理解自己是怎么長大的,然后馬上就知道如何去寫作了。 我認為,一個人能建立起和時代、和身邊事物的關系,是特別好的一件事情,他會變得特別結實,會感覺生活不是空的,從而獲得一種力量感。

我們教文科的,不能教學生實用的技術,但能夠促使他們養成思考的習慣,讓他們能更客觀地看待自己的成長,這一點非常重要。很多孩子會陷在成見里,比如因為家境貧窮,就很自卑。

我就會跟他們說,其實,窮不是你們的錯,也不是你們父母的錯,引導他們看到更大的社會結構性問題。當我這樣跟他們說的時候,他們的內心就會更堅定有力。

新京報: 年輕人很容易陷入迷茫和虛無,你的這些啟發,其實是讓他們看到世界的整體面貌,知道歷史是如何演變過來的,這樣他們就能更精準地找到定位。

黃燈: 沒錯,其實就是建立人生的坐標。我們每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是有意義的,都有一個確定的位置。我們不是毫無存在感的灰塵,而是一顆實實在在的、可以在大地上著床的種子, 我們要建立生命內在的充盈感和力量感,這個很重要。 你別看那些孩子長得牛高馬大,其實他們的內心是懵懵懂懂的,并沒有真正長大。


/紀錄片《歸途列車》劇照。/

新京報: 你在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的這些課堂實踐,對學生的改變大嗎?

黃燈: 我不能說帶來了很多改變,因為我教的不是中文系學生,而是上的選修課,這些學生可能來自汽修、助產之類的專業??赡軐τ械膶W生來說,我只是他們學習生涯里的一個過客,但也有一些學生會給我正面反饋,他們會覺得自己被照亮了,生命被激活了。

他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,大學的課還可以這樣上。此前,很多人都認為,文科的課就是“水課”,不認為課堂上可以討論真正有價值的問題,但是,經歷過這樣的課堂啟發以后,他們覺得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被重新喚醒了。 讓學生破除“成功學”對自己的禁錮,回到“整體的人”的成長,這恰恰是教育最核心的環節。 總體來說,課堂效果還是蠻讓人安慰的。

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,

如何互補?

新京報: 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主要談學校教育,《去家訪》主要談家庭教育,兩者形成互補。你認為,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,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分別起什么作用?

黃燈: 家庭教育是最基礎的教育,一個人的性格特征、思維方式、生活習慣等等,都跟家庭教育緊密相關,這些會伴隨人的終生。根據我的觀察,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,和父母常年陪伴長大的孩子,盡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學,甚至出現在同一間課堂,但從他們的狀態看,那些缺乏陪伴、獨自成長的留守孩子,性格往往更為內向、不自信、容易緊張,而那些父母陪伴長大的孩子,性格上則要舒展、自信和從容很多,這就體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。

學校教育是對家庭教育的補充,學校會賦予學生一種全新的知識結構,提供許多精神層面的滋養,這些是一般的家庭難以提供的。 所以,一個人要想得到更好的發展,就離不開學校教育。

尤其對很多農村孩子來說,家庭教育是很不夠的,學校教育會成為他們人生中最大的變量。正因如此,雖然現在文憑嚴重貶值,很多人一畢業就失業,但是,對農村孩子來說,讀大學仍然是性價比最高的投資。如果他們不讀大學,就注定生活在社會底層,只能去做那些低收入的、極易被替代的工作。

新京報: 在我看來,大學最重要的價值,可能不是學到的具體知識和技能,而是視野的拓展和思維方式的訓練。比如,書里的張正敏以前很自卑,但受過大學教育以后,她能重新審視自己的家庭和人生,并且去關注與他父母同類群體的命運,這種反思意識和能力都來自學校教育。

黃燈: 是的。張正敏在大學期間徹底接納了自己,擁有了直面真實的勇氣,去和社會偏見對抗。其實,就算是在二本院校,也有很多出身名牌大學的老師,他們的專業修養和人品都很好。

如果不讀大學,他們就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老師,也無法接觸到學術講座和很多前沿資訊。大學是一個巨大的場域,它跟我們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離,尤其跟農村那種恒常不變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。

當然,現在的大學教育,性價比和以前比,低了不少。在這種情況下,如果特別強調大學精神那些“形而上”的層面,對家境不好的孩子來說,其實是有點殘酷的。他們的父母付出艱辛,把孩子送到學校,眼巴巴盼著他們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,但現實情況可能遠不如他們的預期。 當學校教育所提供的支撐變少,家庭教育里面的某些因素就被激活了,它會成為一種新的資源。家庭教育對孩子品格的錘煉,就顯得尤為重要。

比如書里的羅早亮,他父母從小要求他勤快、做事踏實認真,不能嬌生慣養,這些質樸的價值觀塑造了他的性格。所以,他大學畢業以后,回到家鄉的小學當老師,他內心是安穩而自洽的。


/羅早亮和父母。(受訪者提供)/

他沒有抱怨,他想的是如何踏實地把學生帶好,把校門口的紅綠燈裝起來,以免學生被車撞到。他能很好地適應社會變化,坦然接受現實的沖擊。當一個人沒有太多其他可能的時候,家庭所給予的最原初的信念和品德,會成為他們人生最大的支撐。

我也可以講一下自己的例子。我從小跟外婆長大,外婆對我最重要的教導,就是與人為善。她不懂得什么“贈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的道理,但她從小教導我不要怕吃虧,能幫助別人就盡量幫,做一個善良的人,不要求回報。

我今年已經50歲了,現在回憶起來,外婆對我的教育真的很有用。哪怕別人占了我的便宜,我的內心也能特別安定。一個人如果對別人善良,就不會為了爭奪一點點資源,或者因為掌握了一點點權力,就去害人。

這些樸素的價值觀,千萬不要以為沒用,其實它們很有用。 尤其像我們在外面生活的時間長了,會面臨各種誘惑,這時候往往就是那些最樸素的價值觀,在幫我們做出選擇。 這些價值觀不是來自大學教育,而是來自家庭。

學校對老師好,

老師才會對學生好

新京報: 你曾擔任學院院長,你覺得現在的大學管理制度,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革?

黃燈: 對目前的大學老師來說,最讓人不舒服的是考核太多,標準太僵化。各級部門對大學的考核無窮無盡,高校領導都要疲于奔命,像本科評估、專業設置、專業評估、學位點爭取等等,這些考核最終都落到每個老師頭上。而老師還要做課題、寫論文、評職稱、評優秀教師,我親眼目睹,這些事情把青年老師的活力和熱情都耗光了,讓他們非常勞累。

新京報: 在疲于奔命的情況下,老師愿意在學生身上付出的時間和精力,就要大打折扣了。

黃燈: 那是當然,他們心情不愉快。有一年,我到西北一所學院講學,校領導問:如何才能提高老師上課的積極性?我直接說:“你們對老師好,老師就會對學生好。你們不折騰老師,老師就不會折騰學生?!?

學校要讓老師心情愉悅,他們才會心甘情愿地多干活。 但現實情況是,老師們經常被各個部門折騰來、折騰去,甚至一些涉及老師核心利益的政策,諸如評職稱的條件、論文認定的標準總是人為地變來變去,把老師搞得疲憊不堪。

我算是比較幸運,比較早就評完了教授。這一方面是因為我畢業比較早,2005年就博士畢業了,那時候博士還不太多;另一方面,我本身科研能力也不差,而且我很早就意識到,在大學里面,要想得到更多自由,最好的方式是不受職稱約束。事實上,我的非虛構寫作,就是在評完職稱之后才開始的。

其實,我在大學里面算是一個另類。我對很多事情的理解,包括對自己的定位,都跟很多老師不太一樣。我不太在乎外界的評價,很少去填那些表格,除非是很簡單的、不會折騰我的東西。如果我發現一樣東西對我損耗太大的話,我就會放棄,哪怕它的利益很誘人。我寧愿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,所以,我才能對學生那么有熱情。

學習的目的

不是競爭,是成長

新京報: 你在書里說,“在課堂上,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的炎癥,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、抗生素、激素,到大學時代,終于結下了漠然、無所謂、不思考、不主動的惡果。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,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?!睘槭裁磿霈F這種狀況?

黃燈: 原因就是他們在中小學階段被“雞”得太狠了,整個基礎教育過程讓孩子很不快樂。有一次,我問兒子,他們班有沒有特別喜歡讀書的?他說:“媽媽,我跟你說真話,發自內心喜歡讀書的,沒有幾個?!逼鋵?,客觀而言,我兒子所念的學校一直還比較寬松和人性化,但學生還是能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。

學校存在大量無意義的競爭, 比如,片面強調分數,按成績劃分重點班和普通班,在班級內部對學生進行分層,等等。對孩子過早、過細地分層,絕不是一件好事,它對所有孩子(包括那些成績好的孩子)都是一種損耗。因為分層就是在給學生貼標簽,那些沒有被分到高層的孩子,會感覺自己被歧視,從而形成自卑心理,甚至因此放棄學習。


/電影《我本是高山》劇照。/

而對那些成績好的孩子來說,片面強調競爭,而不是學習本身的價值,也會讓他們沒有真正的精神支柱。 很多學生在拼命考上大學后,很快就陷入虛無和迷茫,就是中小學階段留下的后遺癥。

對于劃分重點班,我之所以有那么深的感觸,是因為我讀高中時就不分重點班。當時,我所就讀的湖南汨羅一中只有兩個文科班,我們隔壁班出過全省的文科狀元,但也有總分100多分的人。也就是說,在同一個班里,學生的成績差距可以很大。

很多人以為,成績差的人會給成績好的人拖后腿,這其實是個偽命題。 雖然成績差的學生,可能會影響老師講課的進度,但是,成績好的學生會因此獲得更多自主學習的時間,他們的成績并不會受拖累。

而且,不同成績的孩子安排在一起,可以互相學習。那些成績好的孩子,能從成績不好的孩子身上看到,就算成績不好,我一樣能活得很自在,天也不會塌下來。這讓大家都能夠得到安慰,焦慮得到緩解,這對學生的心靈成長非常重要。

新京報: 日本的心理學家岸見一郎,在《幸福的勇氣》里也說,不要在同學之間搞競爭,競爭會導致敵對、嫉妒和自卑,有競爭的地方就會產生策略,就可能滋生不正當行為。一個理想社會應該用協作代替競爭,要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身處在共同體當中,建立與他人的友好聯系,以及對共同體的歸屬感。按照阿德勒的觀點,人類最具根源性的需求就是歸屬感。

黃燈: 沒錯。學習的目的不是競爭,而是成長,同學之間不應該是競爭關系,而是互相陪伴的關系。為什么現在中學生出現那么多惡性的霸凌案件?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競爭導致的,競爭導致互相攀比,怕別人好,怕自己差。大家相互瞞著、哄著,這太可怕了。

當然,競爭不完全是學校管理制度造成的,而是因為有功利的目標在牽引,要上更好的中學和大學,同學不經意間就變成了競爭對手。所以,說到底,需要改變我們的教育環境,要對教育理念重新認識。

我上大學的時候,同學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競爭關系,反正大家畢業以后都有工作分配,不存在誰損害誰的利益。但現在的大學,保研名額、考試績點、獎學金評定,都需要競爭,一旦有競爭,同學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微妙,不再那么純粹。

新京報: 面對這些問題,你覺得大學老師要如何幫助學生?現在很多大學老師,一上完課就見不到人了。

黃燈: 我覺得, 首先, 不要刻意強化師生之間那些負面的東西,新聞媒體經常曝光高校老師的丑聞,但在我看來,90%的老師都是好的。我在廣東金融學院做過管理工作,當過二級學院院長和教研室主任,有時候帶著教研室的老師做事,沒有一分錢經費,但老師們都會積極參與。

我在深職院辦工作坊,幾位老師志愿帶學生寫作,還要做很多瑣碎的會務工作,同樣沒有任何報酬??傮w來說,師生之間的關系是比較單純的,老師們都有一個最樸素的心愿,就是希望自己的學生好。

其次, 關于給大學老師的建議,我覺得無非兩條: 一是把課上好, 學生是來學專業知識的,老師上課絕對不能敷衍,這是底線要求。 二是要多關注學生的精神成長, 因為學生太年輕了,還沒有完全長大,他們有精神成長的需求,老師需要關注這些需求。無論在課堂內外,當學生碰到難處,深夜給你打電話、發郵件的時候,你要及時作出回應。


/電視劇《外婆的新世界》劇照。/

新京報: 你的“二本學生系列”引起很大的反響,你希望它們能起到怎樣的社會效應?

黃燈: 這兩本書的影響力,遠遠超出我的預期。 我寫作的目的,是想讓更多人看到二本學生的境況。 從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,中國的高等教育產業化,已經轟轟烈烈開展了二三十年。

當初擴招的部分原因,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,讓學生在大學里多待幾年,緩解一下就業壓力。隨后,中國加入世貿組織,大學擴招剛好給市場提供了大批優質的人力資源,就業壓力得到及時的化解,所以,當時的機遇特別好。但近年來,隨著就業機會減少、文憑貶值、房價高企,教育產業化所帶來的問題日益凸顯,真正的挑戰開始出現。

二本學生作為高等教育最廣大的受眾,他們的信念、理想、精神狀態,他們的生存、命運、前景,社會給他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,以及他們實現人生愿望的可能性,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,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。

我完整地親歷了高等教育產業化的過程,見證了三十年來二本學生命運的變遷,我去追蹤學生畢業后的境況,也去走訪他們的原生家庭,就是想完整地呈現二本學生所經歷的教育圖景,去探討中國轉型期青年群體的命運。所以,這兩本書其實是有關年輕個體的生命史和心靈史。

可能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,會覺得二本學生的學術功底差,讀書不夠用功,但是,在讀了這兩本書之后,他們會知道,其實二本學生也很優秀,也很努力。書出版以來,我收到很多正向的反饋。比如,很多二本學校的學生給我來信,說以前不敢說自己是二本大學的,覺得羞于啟齒,但看了我的書以后,他們就敢說了。

中山大學的黃達人校長告訴我,他讀了我的書之后很受觸動,就在一些場合呼吁大家多關注二本學生,多給二本學生一些機會。在招研究生的時候,不能因為學生第一學歷不好,就把他們淘汰掉。

還有好幾個用人單位的老板跟我說,他們以后也要多招收二本學生。每次收到這樣的反饋,我都很感動??赡芪覠o法改變大的環境, 但是,讓這種小的改變發生,讓更多人關注到二本學生,我覺得還是很有價值的。

本文內容為“新京報書評周刊”獨家原創。特約采寫:徐學勤;編輯:荷花;校對:柳寶慶。封面題圖素材為電影《我本是高山》劇照。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,歡迎轉發至朋友圈。文末含《新京報·書評周刊》2023合訂本廣告。

C計劃最新課程

C計劃最新思辨課已上線! 在線直播,適合 小學一年級到高三學生 , 培養孩子 深度閱讀、獨立思考、高階表達、人文素養 。

點擊這里 查看購買。即日起至 6月14日 最高享受 9折 優惠。